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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BetX万博清宫廷雕版印刷:文教兴国与刊刻之美|观展

  ManBetX万博中国向来崇尚以文兴国,文以载道,文以传声,文以化人。在古代,交通不便,一份文书如何广泛传播?浩瀚文明典籍如何传承千年?士子如何传阅科考读物?人工抄写,费时费力。智慧的古人发明了“雕版印刷”,它有“活化石”之称,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始于唐,兴于宋元,迄今约有 1300 多年的历史。

  木刻雕版印刷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所以有成语“付之梨枣”,用来指称刻版刊印书籍。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

  2023 年 10 月 31 日起,故宫博物院太和门内东南崇楼及朝房雕版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推出“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重点展出 32 件(套)具有代表性的雕版文物,从国政、文教、技艺三方面切入,展现宫廷木刻雕版印刷艺术的魅力。

  1636 年,皇太极(1592 年—1643 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清军入关,朝代更迭,百废待兴。朝廷需要颁布新的法令、推广政令,以更好地进行管理。仅凭抄写誊录,既糜工费时,又易错漏;使用雕版印刷,不仅事半功倍,还规范严谨。雕版印刷在整饬朝纲、稳定国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雕版 清顺治元年(1644 年)内府刻版

  《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发布于清军入京之后,根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刻:“摄政王和硕睿亲王谕诸王群臣曰:今荷天佑,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苟且一时ManBetX万博,失子孙久远之计也”。内容大意是:摄政王多尔衮告诫各位王公和大臣,在这个进取中原的关键时刻,诸位应当各尽其职,不得为一时之利而贪赃枉法,违者必将严惩。言语之间尽是警告,甚是威严ManBetX万博。作为下达谕旨、政令的凭证,《令旨》四周还套印有龙纹边框,以显示皇家尊贵。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 年—1650 年),皇太极之弟,曾随皇太极征讨多地。崇德八年(1643 年),皇太极驾崩,多尔衮拥立年幼的福临(1638 年—1661 年)为帝,多尔衮为摄政王。孝庄文皇后与年幼的皇帝不足以威慑朝野,多尔衮作为叔父,挺身而出,辅助主持制定包括《大清律》在内的各项制度,维护和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

  这份传世罕见的《令旨》雕版既是当年多尔衮用来震慑朝野的文书底版,也为后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史料。雕版与印刷品的展示,相互佐证,说明清内府在早期便从事印刷活动。

  宗人府设立于明朝,初名大宗正院,后改名为宗人府。明永乐以后,宗人府为勋戚(有功勋的皇亲国戚)掌事,逐渐名存实亡。清朝建立后,沿用宗人府,作为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机构。掌管皇帝九族的宗族名册,按时编纂玉牒,记录宗室子女嫡庶、名字、封爵、生死时间、婚嫁、谥号、安葬等。

  王朝更迭,机构可以继续沿用,但配套法律、管理制度均需再次商榷。《钦定宗人府则例》雕版和《钦定宫中现行则例》雕版正是清朝制定的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底版。“则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称谓,有准则、定例之意。在清代,《则例》是中央各行政部门为行使具体职权而编修的办事章程,列出了该部门负责办理各项事宜的规则、流程、案例、条款等。《则例》使用雕版印刷可以极大保证字体、内容甚至是装潢都保持整齐划一的形制,在具有高度规范性的文件管理下,避免失范。

  通俗来说,宗人府是对全体皇家成员事务负责,内务府则是以服务宫廷事务为主。这份《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正是由清代内务府敬事房辑录,属于管理内廷事务的规范化文件,主要围绕后宫与太监两大群体,在办理赏赐、日用、礼仪、职责、处分等方面都有具体记述。

  书籍经时间、战乱或是各种意外,比如宫殿失火等,许多记载重要史事、承载文明印记的纸本不幸丢失。幸有雕版,虽小有损坏,这些底版的保护与传承,为今人了解清初制度提供了依据。

  清初,诏令奉行“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崇尚儒学经术,提倡程朱理学,广设学校,严订学规。兴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一直被沿用,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才下令废除。

  为满足士子对书籍的需求,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清朝特设武英殿修书处,建立相对独立的刻书机构,大量典籍凭借雕版印刷广颁天下,流传至今。

  《十三经注疏·记疏》雕版明万历(1573 年—1620 年) 北京国子监刻

  中国文籍,浩如烟海,存世约十多万种,宋朝修有《太平御览》,明朝修有《永乐大典》,清朝修有《四库全书》。清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 360 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 多人抄写,耗时 13 年编成。因分经、史、子、集四部,所以称为《四库全书》。四部之中,经部是其中精华,《十三经注疏》更是冠列于经部之首。

  《十三经注疏》是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部儒家经典注疏的汇编,共有 416 卷,包括《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书籍,是士人、学子的重要读物。但因其卷帙浩繁,一时难以重刊,清内府便将雕版书口处明代万历年款挖去,嵌入清代康熙年款后再进行重新印刷。

  经史相通,用以治世。《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和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印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中华文明拥有连贯、完整的精神传承和历史记载。在兴文教的清朝,这些典籍也是科举考试“必读科目”之一,正是重视学子们对书籍的殷切需求,所以清政府斥资重新刊印,文本流通市面,寒门子弟方多了接触儒家经典书籍的机会,登上仕途的可能性也增大。

  清初,世祖福临(1638 年—1661 年)以“六谕”安民心、训天下,所谓“六谕”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提倡的儒家思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六个方面。圣祖玄烨(1654 年—1722 年)增为《圣谕十六条》,世宗胤禛(1678 年—1735 年)加以解读而成《圣谕广训》,所以称为《三合圣谕》。清朝士子凡欲取科甲功名者,均需熟读、默写。清人重视满、蒙、汉和谐相处,雕版也使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刊行。

  清圣祖玄烨的诗文集,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相较于经、史类书籍,刊刻诗词文集的字体更加灵动、活泼。

  《钦定国子监志·五峰屏全图》雕版版长 1.2 米,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最大、最长的整木雕版,印刷方式也为整版印刷。

  在乾隆皇帝主持修《四库全书》这项空前浩大的修书工程过程中,同步进行的还有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也是满族文化史、乃至整个清代文化史中的大事——满文《大藏经》的译刻。满文《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和藏文《甘珠尔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的佛教典籍总汇,清代又称《国语人藏经》。

  满族人入关一统天下建立清朝,汲取前人经验,非常重视满、蒙、汉三族和谐,在文书方面也多雕刻三语版本,以示重视。清朝崇尚儒家经术,藏经雕版多是贵重梨木,并且上下护经板多使用上等木材雕漆,华贵中带着大气。雕刻更是细致,繁琐的线条勾勒出传神的佛像,精雕细琢中传递着虔诚。

  蒙古文《甘珠尔·秘密经》雕版/蒙古文《甘珠尔·诸品经》雕版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内府刻蒙古文大藏经版

  汉文《大藏经》雕版/扉画雕版 清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三年(1733 年—1738 年)内府刻汉文大藏经版(复制品)

  《清文翻译全藏经·正法念处经》雕版/《清文翻译全藏经·大般若经》雕版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72 年—1793 年) 内府清字经馆刻满文大藏经版

  清代内府书籍的刊刻,体现着独特的宫廷审美,书稿大多是名臣、帝王的手稿,所刊版画也是由供奉内廷的画师完成,雕刻精致。印刷成书后,纸墨精良,装潢典雅,开卷有润目醒神之感。既能观书赏画,又可赏读内容,令人不忍释卷。

  自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工匠主要使用单版单色刷印。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和写作方式的变化,或从书籍美观角度出发,出现了多版多色的套版印刷。套版印刷用色越多、印刷难度越大,成本也越高。

  清康熙帝非常重视学习西方科学,内府刊行了多种《数表》,如《对数表》《度数表》《三角函数表》,大多编入《御制数理精蕴》中。袖珍版雕刻精湛,刷印后便于携带。重视文教,并非意味文理失调,而是文理兼重,清朝的数学人才辈出且著作繁多。

  清代内府编修的典籍,御制序文落款处是钦印还是刷印?关于这一争论随着展出的康熙“体元主人”“万几余暇”刻版而水落石出。印文雕版既显示出帝王尊威,也便于书籍印刷,一举两得。

  每刊刻一块雕版,通常要经过写样、上版、刻版三道基本的工序。清代内府刻版中,不乏御笔手书上版的作品。御笔不可直接上版,需使用双钩临摹后的写样。相较于雕刻其他字体,御笔字的工价更加昂贵。

  《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书中经文是乾隆皇帝御笔手书上版。佛像是套版印刷,图版刻制精巧,兼以“乾隆年仿金栗山藏经纸”刷印,奢华典雅。

  清内府印刷业的繁荣,离不开造纸术的发达,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金粟山藏经纸的成功仿制。北宋熙宁元年(1068 年),浙江海盐县金粟寺广惠禅院编纂了一部大藏经(即《《金粟山大藏经》),用自制藏经纸书写,纸是硬黄茧纸,厚实坚韧,经染潢后砑光上蜡,历经千年沧桑,纸面仍然黄艳硬韧,墨色如初,黝泽似漆。这种纸张在宋代便已经是千金难求。乾隆帝十分喜爱这种纸张,敕命江南织造研究并仿制,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左右仿制成功,每张纸都钦有“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椭圆朱印。

  《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虞帝舜申命戒傲图》雕版 清光绪年(1871 年—1908 年)苏州书局刻版

  《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是《承华事略》补图而作,由光绪皇帝(1871 年—1908 年)钦定,晚清重臣张之洞在苏州书局付梓刊刻。因当时国库亏空,刊行“补图”的钱款大多由张之洞自行筹措。这本书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达到教育皇子的目的,是清代宫廷木刻版画的最后一部作品,兼具石印风格。

  清道光以后,国库衰竭,内府刻书规模每况愈下,无论是在工料还是刻印、数量上,都远逊色于前。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大火,致使殿内收藏的两百年以来的书籍雕版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各地开始建立官书局,比如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湖南书局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武英殿修书处的职能。到了光绪末年,内府刻书更是名存实亡,帝王钦定的图书,多由中央各部、院下设的编译局和出版机构完成,且已经使用西方传入的石印、铅印等技术。木刻雕版印刷虽慢慢淡出人们视野,但依旧以其独特魅力流传于世。

  清代木刻雕版印刷,既有文献学的特殊作用,用以挖掘蕴含在雕版文物中的历史信息,它的制造工艺以及背后的雕刻故事、精雕细琢的手艺,同时也是一种美学。尤其是宫廷雕版,意义更是重大。本次展览取名为“吉光片羽”正是因为清代宫廷雕版文物的珍贵,“吉光”是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指“吉光”身上的一小块毛皮。

  除法定节假日,故宫博物院全年实行周一闭馆参观须提前订票,最早可于参观 7 日前 20:00 开始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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