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BetX万博本文通过梳理“替代性媒体”的概念内涵与历史演进，聚焦以Bluesky为代表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对其技术架构、规则制定、生态建设和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剖析，同时对比传统社交媒体分析新型社交媒体的理念范式与实践路径，以探究数智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范式。
当前，以Meta、X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公司通过资本积累、数据圈地和算法控制，构建了高度集中的社交媒体生态。这些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与向外扩张深度融入社会运行机理，逐步实现平台基础设施化。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能源短缺、贸易摩擦加剧等多重全球性危机交织使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纠缠”（risk entanglement）的新阶段[1]，私有平台追求资本增值的逻辑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在数字化进程与风险叠加中愈发尖锐，社交媒体生态陷入系统性危机，网络空间环境进一步恶化。
2024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11.5万人先后关停X账户，成为X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用户退出事件。同一时间，社交媒体平台Bluesky一周内新增用户超100万，并在当周登上了美国苹果应用商店免费应用下载榜榜首；两周内实现平台总用户数从1400万增长至2100万。以Facebook、X为代表的传统社交媒体深陷“信任危机”。面对平台上日益泛滥的虚假信息、极端言论和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多的用户转投替代性社交媒体平台，寻找新的避难所。其中，自2023年推出、基于AT协议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Bluesky因其更高的透明度与赋予用户数字自主权，受到了包括记者、科学家和好莱坞名人等多元用户群体的欢迎。截至2025年1月，Bluesky已拥有超过3000万用户，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社交媒体之一。[2]
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替代性社交媒体和开源技术对科技巨头主导地位的挑战？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能否打造全新的数字公共空间，重塑社交媒体传播秩序？本文通过梳理“替代性媒体”的概念内涵与历史演进，聚焦以Bluesky为代表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对其技术架构、规则制定、生态建设和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剖析，同时对比传统社交媒体分析新型社交媒体的理念范式与实践路径，以探究数智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范式。
“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又称“另类媒体”）不是对某一类媒体的统称，而是一个具有历时性和相对性的概念。西方学界通常将“替代性媒体”与“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或“大众媒体”（mass media）相对，因其提供的可选择性、可替代性或抵抗性在不同历史与社会语境下赋予不同的概念内涵。激进媒体、地下媒体、公民媒体、自治媒体、独立媒体、草根媒体、社区媒体等[3]便是“替代性媒体”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所指。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多萝西·柯德（Dorothy Kidd）指出，从字面上讲，alter意味着改变，native意为本地，因此alternative media意味着为本地社区服务，表达本地社区声音，以对抗在市场化体系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商业资本力量加持的“媒体霸权”。[4]从批判性视角来看，“替代性媒体”为“媒体圈地”（media enclosure）的扩大与“传播公地”（communication commons）的萎缩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它以自主传播的形态强调基于社区的传播原点、不赢利的非商业化运作以及去中心化的集体合作[5]，挑战了原有的媒体权力格局。
另一方面，相较于主流的“对抗论”或“替补论”定义，斯蒂芬·库西恩（Stephen Cushion）提出了“替代—主流连续体”（alternative-mainstream continuum）的概念，认为替代性媒体的生产实践具有“分层性”（gradation） 和“杂合性”（hybridity）。[6]在非西方国家的媒介社会语境下，“替代性媒体”并非总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往往处于一种调和性的权力结构运作中。[7]“替代性媒体”具有流动性与动态性，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专业新闻媒体的发展具有内在联系，并非与“主流媒体”的绝对分离。有学者指出，“替代性媒体”的本质就是“新”，它的出现是媒介技术进化的结果，“是一种由技术革新所激发、指向某种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充满易变性且有皈依主流倾向的‘断裂的文化’”。[8]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原有的社会惯例与规范出现了短暂真空，从而出现了非主流的“替代性媒体”；而技术演进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的调适又将使“替代性媒体”趋于当下环境的主流样态。
从媒介技术史的角度来看，“替代性媒体”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印刷时代初期。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小册子、传单和书籍的生产效率，加快了各类商业信息与文化内容的传播速率，推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快速崛起。17至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当政党报刊占据主导地位时，追求“新闻自由”和市场化经营的商业报刊便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工业革命早期的商业报刊读者主要为政界、工商界或知识界等资产阶级精英人士，直至工业革命中后期，技术的进步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才使各国陆续出现了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报刊。相较于以往报刊偏重政论时评或硬新闻报道的风格，这些通俗报刊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和软新闻ManBetX万博，形式简洁活泼，通过大量刊登广告以降低售价。通俗报刊的大量发行推动了商业报刊的繁荣，逐步成为资产阶级报业的主体。在印刷媒体时代，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体制的确立使得这些曾被视为“另类”的大众商业报刊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身份转换。
19世纪中后期，无线电的发明与应用使人类进入了电子时代。首先，电报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路透社、等新闻通讯社相继崛起。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指出，电报的出现使“传播”从以“运输”为核心的“传递观”分离出来，带来了语言性质、日常知识与意识形态的转变[9]；电报与便士报的发展预示着“传播革命”的到来，推动了“国家或大众媒体”（national or mass media），以及代表社会中种族、职业、阶级、地区、宗教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的“专业媒体”（specialised media）的发展[10]。广播、电视的兴起则以集中发行、公开、无限制传播的特点，将“点对点”的传播扩大到“撒播”的形态。这些电子媒介对传统印刷媒介的长期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但因其传播的不同形态与特点，和印刷媒介共同成为主流媒体，并受公共部门规制。在此期间，凯瑞所言的“专业媒体”等民间力量也在发出替代性声音。例如，20世纪中后期，因英国民众反对政府垄断广播，民间兴起了众多“海盗电台”——即无执照的、非商业化运营的电台。
万维网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标志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基于“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网络集合了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种形态，让世界各地用户都能即时访问，推动了门户网站的兴起。1998年，迈特·德拉吉（Matt Drudge）在个人网站“德拉吉报道”上率先披露“克林顿性丑闻”事件，打破了专业记者与普通民众报道新闻的界限，推动了“公民新闻”（civil journalism）的发展。进入Web 2.0时代，用户从访问者成为“产消者”（prosumer），能够积极参与创作和传播媒介内容，同时发挥集体智慧。在印刷和电子媒介机构转向互联网平台的同时，Facebook、X（之前名为Twitter）等基于用户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纷纷涌现，并随着“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深入实践蓬勃发展。社交媒体的媒介赋权降低了普通人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门槛，打破了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旧有传播格局，营造出新的传播场域。截至2025年1月，Facebook在全球拥有22.8亿用户[11]，X拥有5.86亿用户[12]。社交媒体凭借其开放性、实时性、互动性、社区化、草根化与个性化等特点，从大众媒体的替代性方案成为用户的主流选择。
Facebook、X等社交媒体诞生于反抗主流霸权的集体实践，但随着科技巨头的技术发展与行业垄断，过去存在的媒体圈地和反民主传播等问题不减反增。社交媒体赋予了每个人成为内容生产者的权利，但背后资本控制的平台却对非平台主流的思想、话语和组织充满警惕——尤其是当这些内容与实践可能威胁到其垄断地位时。因此，一些致力于传递“另类”声音的替代性社交媒体应运而生，其核心宗旨在于提供去中心化、高可及性的内容生产方式，以突破平台对内容与数据的商品化控制。基于替代性媒体理论，罗伯特·盖尔（Robert W. Gehl）提出了“替代性社交媒体”（alternative social media）概念。作为对主流社交媒体的批判性回应，“替代性社交媒体”让用户能够分享内容、建立联系，同时摒弃广告，并赋予用户更多参与技术底层设计和审核机制改进的权利。[13]
近年来，在不断涌现的替代性社交媒体平台中，以Bluesky为代表的新型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引发了广泛关注。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去中心化平台已经成为传统中心化网络的重要替代方案，为用户提供了更大的数字自主权与隐私保护，创造了更加安全与包容的网络空间环境。[14]在其官方网站上，Bluesky这样描述它的定位和愿景：“Bluesky是一款不受单一公司控制的社交应用程序。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由许多人共同构建的社交媒体，但它仍然提供了有凝聚力、易于使用的体验。”[15]相对于传统平台自上而下的集中算法控制，Bluesky在技术架构、规则制定、生态建设和经营模式等方面做出了创新尝试，为社交媒体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思路，为数智时代的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新借鉴。
Bluesky起源于2019年Twitter的一项内部实验计划，由当时的Twitter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发起，旨在“为社交媒体开发一个开放且去中心化的标准”[16]。近二十年来，Twitter一直被视为互联网的重要公共空间，凭借其信息的多样性和观点的多元性吸引了大量用户，但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冲突与无序。2021年，Bluesky从Twitter分离出来，转型为独立运作公司。2022年10月，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收购Twitter，其大规模裁员、政策反复引发用户不满。随后，Bluesky切断了与Twitter所有法律与财务的相关联系，并加速开发应用。
在西方日益极化的政治生态与高度党派化的媒介系统下，用户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算法操纵愈加反感，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逃离旧有的社交媒体，涌向新的社交媒体。2023年2月，Bluesky内部测试版一经推出便受到用户关注，半年内苹果和安卓应用商店中的下载量就突破100万次。由于需求激增，Bluesky的邀请码还在eBay等平台被炒至高价。2024年2月，Bluesky正式向公众开放，一天之内就新增了80万用户。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的两周内，该平台的用户数量从近1400万增长到2100万。许多新注册用户对马斯克的党派主义管理、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和极端主义感到担忧，将其作为X的避风港，包括《》和《金融时报》在内的新闻机构也迅速采用了Bluesky。
Bluesky之所以能得到众多用户群体的青睐，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去中心化的技术搭建。Bluesky基于AT协议构建，这是一个支持去中心化社交媒体网络的开源框架。AT协议的设计具有反垄断性质，它允许利益相关者构建并行的协作系统，让用户可以自主控制内容的共享和审核方式。用户能够横跨不同平台，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定义算法和内容审核规则，无须依赖某个固定平台的算法规则。用户可以将账户托管在自己的服务器或节点上，即使Bluesky公司退出，该平台、内容、用户及其关系仍可继续存在。Bluesky的首席工程师丹尼尔·霍姆格伦（Daniel Holmgren）将AT协议比做“开放的数据湖”，“湖”中的一切都是公共财产，任何船只都可以从中打捞。[17]
有研究指出，Bluesky的关键功能可被分解为几个开放和可扩展的子组件，这些子组件可以由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从而为用户提供多样选择。第一，去中心化身份标识（DID）使用户能够创建独立的数字身份，这些身份不附加给任何特定服务提供商。第二，用户可以将数据迁移至不同的个人数据服务器（PDS），这意味着用户既可选择在私有服务器托管账户，也可接入第三方托管服务器。目前多数用户都会采用预设选项，选择由Bluesky官方托管。第三，中继服务器通过聚合各PDS节点数据以实现高质量传输。第四，内容生成系统和标签工具协同运作，加速内容个性化与审核管理效率。[18]
Bluesky的用户界面设计与X非常相似，具备探索、关注、聊天和个人主页等基础功能以及300个字符内的短文本发布规则。其应用图标采用的天蓝色蝴蝶形态，与Twitter历史经典的蓝鸟Logo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身份认证方面，在允许用户将域名设为用户名的验证基础上，Bluesky还为可信验证账号提供蓝色身份认证标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被选定为“可信验证者”的组织还可以向其他账户发放蓝色身份认证标识，例如《》可以为其记者发放标识。[19]
另外，相比于X依赖热榜算法和个性化推荐的推送模式，Bluesky在“关注”标签界面严格按照时间倒序呈现实时内容，吸引了重视简单性的用户。此外，Bluesky与X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动态源”（Feeds）标签界面，用户在这里可以自由选择其他用户设计的算法信息流。在内容审核方面，Bluesky只进行基础审核，雇佣100多名专职审核员删除有关儿童和暴力威胁等不良内容，而更精细的过滤则由用户自主决定。在“动态源”设置界面，用户可以从数百个自制标签工具中选择、标记或屏蔽特定内容。Bluesky最受欢迎的动态源“Blacksky”提供识别和屏蔽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工具，每月吸引超过30万用户。[20]面对平台新用户可能存在的“冷启动”难题，Bluesky的“新手包”（starter packs）功能为用户提供了定制的账户推荐列表ManBetX万博，帮助新用户快速重建社交圈。这些功能都激发了用户的参与度与活跃度。研究显示，Bluesky上的原创帖子比例比X更高，工作日的用户活跃度高于X。[21]
因“新手包”的快速迁移、用户自定义内容推荐算法与审核等便捷化、社区化功能，Bluesky也逐渐成为研究人员的在线月起，马斯克主导的Twitter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弱化内容审核机制、推出付费订阅式的“蓝色认证”服务，以及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调用和数据研究行为征收高额费用。这些政策转变导致众多科研工作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该平台的科研价值取向，进而引发学者的集体撤离潮。[22]2024年末，英国《自然》杂志发文敦促学术界从X转向Bluesky。[23]2025年1月，《自然》杂志的读者调查显示，70%的《自然》读者正在使用Bluesky，许多人认为Bluesky比X更加友好、平和而振奋人心。有受访者表示，Bluesky是比X更适合讨论科学的平台，因为那里的辩论更有分寸、更有针对性，敌意更少。[24]《自然》杂志称，X上内容审核的减少使得色情信息、垃圾邮件、机器人及其他负面内容在该平台有所增加，社区保护也有所下降。
相比之下，Bluesky通过禁止、静音等审核与保护功能，赋予用户信息控制自主权，开源网络也使研究者和开发者能够免费获取数据。其中，“科学动态源”（Science Feeds）在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中备受欢迎。从生态学家、动物学家到量子物理学家，科学动态源拥有超过3600名内容贡献者，获得了超28000名用户点赞，每日浏览量约为40万次。[25]美国《科学》杂志发文称，许多研究人员表示，目前Bluesky的极化程度比X低，原因是内容审核更多，用户群较小，同质化程度更高。[26]
在经营模式方面，Bluesky摒弃了X赖以生存的广告驱动模式，其开源架构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向AI公司授权内容训练的可能性。当前阶段，Bluesky唯一的收入来源是自定义域名账户托管服务，后期可能通过订阅费和市场定制工具拓展营收渠道。但参与Bluesky协议设计的前Twitter工程师表示，随着用户数量的逐渐增长，在自建服务器上托管数百万账户成本高昂，平台可能仍会走向商业化道路。[27]
Bluesky首席执行官杰伊·格雷伯（Jay Graber）表示，“所有中心化系统都面临传承问题，因为领导者会变，最终可能由愚蠢或恶劣的人掌权。但在我们这里，用户可以带着社交关系、数据和身份离开”[28]。相较于依赖算法控制、严格管理外链、注重用户黏性的传统社交媒体平台，基于去中心化开源技术的社交平台Bluesky拥有更高的透明度[29]，本质上重构了平台与内容生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数智时代为用户维持数字自主性提供了解决方案。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的报告指出，过去两年，Facebook上新闻媒体账户的总流量下降了67%，X网站的流量下降了50%。[30]“技术后冲”（techlash）时代，平台算法黑箱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使社交媒体曾经的乌托邦愿景彻底褪色。垄断机制下，流量分发沦为隐秘的操纵游戏，极端观点因“互动即流量”的规则被放大，而严肃新闻则因算法选择逐渐边缘化。虚假信息和商业广告泛滥成灾，用户深陷误讯和谬讯的泥沼，亦难以摆脱算法强化的信息茧房，社会共识与信任正在逐渐消解。
从俄乌冲突中的机器人“僵尸网络”、巴以冲突中的深度伪造到美国大选中的“微目标”（microtargeting）广告，X、Facebook等社交媒体逐渐沦为意识形态斗争与认知操纵的战场。2024年美国大选结束后，英国《卫报》宣布将不再使用X，并称之为“有毒的媒体平台”。《卫报》表示，X成为了马斯克利用其影响力来塑造政治话语的工具，平台上充斥着极右翼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等令人不安的极端化、情绪化内容。[31]近年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欧洲记者联合会等组织与诸多名人也因政策变动、内容低质等原因纷纷退出X。2025年初，Meta宣布终止其第三方事实核查计划，转而采用强调“”的众包模式，这一转变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Facebook虚假信息泛滥和仇恨言论激增的担忧。[32]
加拿大学者基恩·贝奇（Kean Birch）使用“数据飞地”（data enclaves）这一概念来描述硅谷科技巨头通过封闭式数据生态构建的垄断体系。这些互联网头部企业以极不透明的方式收集海量数据，形成排他性资源库，难以受到他方规制与监管。这些数据与平台技术、用户网络及其附属制度深度绑定，构成自循环生态系统。该系统通过技术壁垒与网络效应迫使参与者产生依赖，既阻碍数据自由流通，又架空市场竞争，最终使科技巨头获得超市场规则的支配权。[33]这一结果导致了平台的“垃圾化”（enshittification）。在线平台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先以优质服务吸引用户，再压榨第三方，最后通过广告泛滥、功能降级等手段剥削用户，直至平台价值枯竭。[34]
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从印刷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的每一次重大革新，都催生了新的传播形态，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诞生于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具有对传统大众媒体集中控制的反叛性与反权威性，并随着技术发展与规模扩大逐渐从边缘平台成为主流网络空间。技术的发展塑造了当下的社交媒体传播秩序，但权力的再中心化与无序扩张导致了虚假信息、网络霸权、信息安全和数字主权等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网络治理的信任危机。当下，5G、云计算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推动社会进入深度数智化时代，仅靠既有制度的规则修补与监管强化已难以应对当下的挑战。网络空间亟待一场变革，不仅需要技术治理的规则完善，更呼唤新型平台的诞生。
近年来，Threads、Mastodon和Bluesky等新型社交媒体平台不断涌现，逐步打破传统社交媒体传播秩序。基于ActivityPub协议建立的开源社交媒体平台Mastodon创建于2016年，其支持不同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交互，且完全不受算法控制，成为打造去中心化联邦式网络的先驱与典范。Meta旗下的Threads自2023年推出后便引起了轰动，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迅速达到了1亿用户。随后，Threads尝试接入ActivityPub协议以加入“联邦宇宙” （fediverse），用户无需创建多个账户或离开当下网站即可访问不同平台。Mastodon和Threads的去中心化实践取得了成功，但也面临用户增长缓慢与活跃度下降的问题。Threads因其母公司为科技巨头Meta，且仍采用中心化算法推荐机制，受到了部分用户的质疑。
有研究者指出，ActivityPub协议的概念模型类似于电子邮件，独立的服务器相互发送信息；AT协议的概念模型则类似于网络，索引器将独立站点发布的数据聚合到不同的视图和应用程序中。[35]相较于Mastodon，基于AT协议的Bluesky利用索引器聚合内容，允许用户选择不同算法；通过去中心化身份标识让用户能自由迁移至不同服务器，无需重建社交关系；将Lexicon作为统一数据格式，所有应用共享标准化接口，开发者可自由构建客户端或算法。总的来说，Bluesky的技术支持实现了算法可选择、身份可迁移与数据可组合，平衡了去中心化理念与用户体验，更具可持续性。2025年1月，来自社会各领域的数十名专家联合发起“解放我们的信息流”（Free Our Feeds）倡议，鼓励基于Bluesky的AT协议开发更多社交网络，以打造开放、健康的社交媒体生态系统。[36]
此外，本地化社交媒体也成为构建可持续区域数字生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加拿大本地新闻与营销公司Village Media推出新的本地社交媒体Spaces，以对抗美国主导下的社交媒体生态。2023年，Meta与Google对加拿大《在线新闻法》的体现了加拿大媒体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因此，确保加拿大的公共话语不受外部力量的过度影响，成为加拿大媒体发展的未来路径。在此背景下，Spaces植根于本地化的新闻采编团队，强调基于用户兴趣与不同主题的社区化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平台内的交互，旨在打造友好对线]
总而言之，无论是去中心化的技术探索，还是本地化的空间实践，社交媒体传播秩序的重构本质上是一场数字公共领域的范式革命，其核心在于解构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性权力结构，构建以用户主权和多元共治为特征的新型数字生态。其中，以Bluesky为代表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通过技术制度化重塑了权力分配、信息流动与价值创造的底层逻辑，将“供给公共品”与“追求共同善”嵌入平台治理的核心架构，为数字公共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型解决方案。
当下，全球生态正处于“巴尼（BANI）时代”的全新语境——脆弱性（Brittle）、焦虑性（Anxious）、非线性（Nonlinear）、不可知性（Incomprehensible）交织叠加。在此背景下，传统社交媒体平台的系统性风险愈加凸显：算法操控形成信息茧房、商业导向催生数据剥削、政治极化撕裂社会共识、垃圾内容污染公共空间。与此相对，去中心化社交媒体所倡导的分布式治理、用户主权与协议民主等理念，能为突破当下社交媒体的结构性困境提供关键路径。分布式的技术架构打破了单一平台垄断，增强了透明性与系统抗风险能力；允许用户自主选择或创建内容推荐算法，赋予用户数据自主权；去中心化身份标识与统一数据格式提高了社区建设效率，以Bluesky为代表的替代性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技术制度创新，为网络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另外，一些观点认为，Bluesky的技术实验并不能完全摆脱目前社交媒体存在的困境。首先，Bluesky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后期用户规模扩大可能导致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和假冒行为增加，重现传统社交媒体的治理问题。其次，当前无广告模式缺乏清晰盈利路径，未来规模扩张需要的基础设施成本可能迫使平台继续转向商业化发展。此外，一些批评人士称，该平台基于用户偏好的算法自主选择可能打造新的“回声室”。同时，左翼用户在Bluesky的集中将加剧意识形态隔离，与X平台形成政治光谱的空间分化，从而加深数字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割裂。目前仅向大众推出两年的Bluesky究竟是社交媒体范式的革命性突破，还是昙花一现的实验，其仍需在技术创新、社区治理和可持续经营等方面进行长期探索。
从本质上看，技术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平台设计的底层协议天然包含着特定的权力分配逻辑，相关配套标准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社会认知与社会关系，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当下社交媒体变革的深层价值在于回归互联网的初心与人的主体性，即构建真正服务于人类发展的数字公共空间。旧秩序的惯性依然强大，新生态的成熟需要技术积累、制度创新和社会适应的协同演进。在5G、云计算、区块链、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加速发展的智媒时代，如何将“包容普惠、共生共荣”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构建包含技术开发者、政策制定者、普通用户在内的多元共治体系，以主动塑造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姿态构建理想的数字公共领域，成为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议题。
【本文为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创新方向建设专项“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编号：2024TSG08103）成果】
[1][29]俞雅芸，史安斌.2025年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五大热点议题的分析[J].新闻记者，2025(01):41-53.
[5]罗慧.媒介圈地的与传播公地的重建:当前西方另类媒体的传播形态与价值困顿探析[J].新闻大学，2010(04):56-64.
[7][8]黄文森，常江.何谓另类媒体？——媒介技术史视角的解读[J].新闻记者，2024(03):27-41.
[33]李子.数据社会的新游戏规则？——谈基恩·贝奇的《数据飞地》[J].信睿周报，2024(130):18-20.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姚欣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史安斌，姚欣可.数字时代的替代性媒体: 流变与创新[J].青年记者，2025(06):79-85 .
